总导演吴琦：《天时·戊戌志》 浮华世界外的“边城”

费孝通

昨日，庚子·冬至，六集系列纪录片《天时·戊戌志》在腾讯视频独家上线。此后每逢周一21点更新，历时六周。

“以中国不同地理坐标的六个生活现场作为观察切入口，在‘二十四节气’的时间轴上，以近距离全记录拍摄手法，立体纪录最普通的中国人在此前所未有的大转折时代，面对传统家庭、亲情、情感与自我梦想、外部环境彼此冲突之下，奋力向前的人生一年。

“2018戊戌之年，他们面临狂风暴雨、面临天灾人祸、面临经济困顿、面临父辈失望、面临现实压力，以一己之力，努力向前。他们平凡的生活里，没有惊人的戏剧转折，没有英雄般的嘶吼呐喊，他们只是在真实的世界里真实地活着，为自己，为家人。”

这是纪录片《天时·戊戌志》的主题词。

六个“生活现场”，天台山、成都、洛阳、泉州、盘锦、江村，摄制组内部的叫法是“六个观察点”。2018年戊戌·冬至这一天，六个摄制组分别在六个地点同时开机，拍摄整整一年。整个行为听上去像一个“行为艺术”(当然是褒义的那种)。

“这里面没有故事，只有生活本身。”这是11月22日在郎园看片、映后交流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。12月22日又在朝阳大悦城访谈总导演吴琦一上午，采访录音听出近5万字后，才终于有信心来讲《天时》的故事。

四川人吴琦1970年生人。我们的缘分很绝。2010年有机会采访台湾演员秦汉，那时他在常熟拍电影《柳如是》，出演晚明学人钱谦益。采访之余出于礼貌也去跟影片导演聊了几句，印象中那是个讲“川普”的光头胖子，我甚至根本没有记住他的名字。结果那就是吴琦，《柳如是》是他不惑之年拍的第一部剧情片。

《柳如是》后来回想起来是个有意思的电影。主演秦汉之外，另一主要男演当时还籍籍无名，后来成为偶像一时风光无两，叫冯绍峰。女主演万茜，直到10年后上了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才翻红大火。而导演吴琦，因为这仅有的一部电影作品，被何平介绍进了中国导演协会。

之后我发现了一部纪录片很喜欢，叫《对照记·如在镜中》，四处找资源想采访。那个纪录片的导演叫吴琦。我一点儿没有把这个名字跟《柳如是》联系起来。最终与吴琦再遇，重新互相指认，是数年后纪录片《大后方》的看片会。再后来，有纪录片的问题我就问他。

朋友圈里，他是个练咏春、弹古琴、写书法、养猫，活得很有能量的人。曾经我跟他说看焦波的纪录片《乡村里的中国》看得大哭。后来他告诉我他要拍二十四节气，“等于是把《乡村里的中国》乘以6”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《天时》的消息。

2019年我正访纪录片《大河唱》，在鼓楼西剧场与吴琦偶遇，惊见他减了30斤体重，这时《天时》已在完成中。

没想到此番追问《天时》的源流，无意中几乎问出了吴琦的一生。他50年的经历，似乎都在为这部片子做准备。“就像农人，看天吃饭，雨露霜雪，庄稼生长。”

我喜欢这句话。

给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献礼

北青报：你的机会好像都跟“命题作文”有关。当年《柳如是》如此，这次《天时》听说最早也是。

吴琦：最早是清华大学雷建军(注：另一个纪录片人，拍过《喜马拉雅天梯》)找我，当时河南省有关方面找他拍二十四节气，他知道我好这个，就把我推过去了。聊着聊着，又做了很多调研之后，我就发现人更重要。我觉得二十四节气只是一个工具，只是人智慧的一个结晶。真正好看的是人怎么用，或这个东西怎么跟人互动的。

但是这个想法就跟他们的不太合拍。后来有人好像也拍了一些关于二十四节气怎么唯美的，我就不想拍那么一个片子。其实那片子对我很容易，拍春天花怎么开，秋天怎么叶落，领着一帮摄制组就去吃苦呗，吃那种苦。但那个东西对我挑战很小。

北青报：那是哪一年？就是《天时》开始的那个“五年前”是吗？

吴琦：2015年。我们还花了它一点调研费，第一站我们去了白马寺。那时候我想“禅意”可能是个关键词，然后走访了河南那些村子。他们希望我就在河南把这个片子拍了。我就有点儿不干了，我觉得不是那个意思。反正很多理念的不同吧。

北青报：你是怎么又把它发展成了《天时》？

吴琦：我成长过程中有个重要的老师是费孝通。我老说“我是费孝通先生的关门弟子”，关在门外的弟子。2000年在中央电视台，因为2001年要上CCTV10科教频道，各栏目都在做筹备，我筹备《人物》栏目。当时整个科教频道那个level定得挺高的，频道总监说“我们要让我们的片子能上书架”，是那种长读的书。《人物》就在想拍谁第一期当样片，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就决定拍费孝通。

那时候费先生还在，我跟着他去了江村，给他做了长时间的访问，研究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和他的学术。后来我们知道，2000年离费老先生去世，后边也就没几年了。所以我应该是最后一拨儿给他做人物传记片的导演。

西方学术界如果想研究中国学者，必看书目是《江村经济》。就是因为费孝通先生这个社会人类学的工作方法——通过观察一个村落，一个很小的观察点，他几乎能够总结出整个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。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。

费孝通先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就是说我们拍纪录片的人，实际上在做一个社会人类学的工作。从某种意义上，我们《天时》今天这套工作方法，从那时候其实已经在萌芽了。所以又过了20年，我们终于捞到一点机会，捞到一点不多的经费，望其项背但尽量也用一个纪录片的方法去做了。

今年是费先生诞辰110周年。很巧，我们这个片子算是给费孝通先生一个献礼。费先生讲述自己身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告别一个旧的时代，走向新的方面的一群人。”他生于1910年，正好是在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。

和所有人的故乡握手言和

北青报：“不多的经费”最后从哪儿来的？

吴琦：后来我就不断跟人说这个事。我那个合伙人是一个从德国回来的科学家，在海外研究视觉科技，做三维影像什么的。他就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，特别想拍。而且他有很多朋友，当时2016年，电影的整个泡沫啊什么都还好的时候，就特别想投这个。但实际上投到一半，有的人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一开始定的那个预算最后没有实现。就一边在拍一边在减预算。我就说我们就像农人一样拍这个片子，在天地之间让这个片子长，风吹日晒、病虫害，什么都没落下，最后长成这个样子。

北青报：六部片子同时在2018年一整年拍摄的，从冬至到冬至，一个时间的轮回。选2018年是特意的吗？

吴琦：选2018年是很巧的一个年份，因为它是戊戌年，两个甲子之间。120年之前，“戊戌变法”是真正动摇了当初费孝通先生说的“中国人那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”，几千年都不变的。120年前，“六君子”导致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要变。我们在拍片之前给全组的小朋友都推荐了一本书叫《四千年农夫》，这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。120年之前动掉的东西，是前面4000年我们积累起来的，一个传统农耕的小亚细亚的生活方式。这个美国学者就认为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序的、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。

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今天说的2020年，这个时间的概念其实是从1911年开始才有的。之前我们都不用这个时间概念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时间概念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，转一圈就是一年。转这一圈以后，我们的衣食温饱，都在这一年里就解决掉了。这个片子某种意义上，是我们站在一年，回望我们四千年的一个时间的跨度。所以很累，很难做，但是我们也把它做下来了。

“你是谁呀？你从哪儿来啊？你要干什么啊？”所谓“看门大爷三问”，其实柏拉图老师也问这仨问题。就是我们不断在灵魂拷问，我们会静下心来想，我们该过什么样的日子，该怎么生活。今天，我们都AI了，都人工智能了，我们天天看抖音我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。所以这个片子从某种角度上，看看大家能不能通过我们这套片子，也想想自己的活法儿。

所以我们在全组聊这个片子说“这个片子潜台词叫什么？”我觉得潜台词就是“活着”，或者说在时间这条河里游泳的那个方式，有的人可能用“狗刨”，有的人可能用自由泳，有的人用仰泳，特潇洒。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沉下去，都想游到对岸去。这就是我们生活最本质的东西。

我这套片子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不合时宜。大家都在看短视频，都在要快节奏的年代，我要把大家扣到这儿90分钟来看一个看上去没有故事的故事。为什么我会做这样一件事情？韩浩月写的《世间的陀螺》，后半本的标题就叫《和故乡握手言和》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拍这套片子的一个心态。曾经我们认为特别low，特别小镇，都已经过时的生活方式，我们重新再去回望一下，看看里头是不是还有精彩的东西，还有闪光的东西，还有生活最本真的那些东西在。

我们的片子没有故事，只是生活本身

北青报：你们选择在这么个“网红年代”拍素人，胆子好大。

吴琦：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帖子，日本一个摄影家叫久保田博二，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拍了很多中国的图片。久保田博二说了一句话——“我只拍普通人，普通人就是所有人”。实际我跟我们创作团队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也说：“以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巨变的时候，我们拿着摄影机到街上，你跟他的生活，只要时间够，都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片子。”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部纪录片的主角。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片子，包括我的朋友程工他们拍的《生活万岁》，他们拍一些很特别的人。而我们这次就是你在街上碰见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根本想不到谁会给他创作拍一个片子，但我们就给他拍了。

我们在社交媒体经常看到名人，或者长得特好看的人，实际上他本质不是那样的。我个人认为，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活在一个信息的茧房里，这个信息的茧房是我们每天刷抖音、刷朋友圈、刷各种自媒体得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印象。

这套片子我们在跟腾讯合作，腾讯商务的朋友颇有些为难地说：“吴老师，你这个片子要讨论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儿太严肃了？”今天有人也问我一个问题：“你考虑过观众吗？”我的回答是：“我真是特别考虑观众，我希望他们看点儿真的，就别天天跟吃假药似的，多难受啊。”

我特别考虑观众，我觉得作者和观众是互动出来的。我跟你大家一起往前走，或者说做更有意思、更好的东西。人生就那么短，你看多少片子都是有限的。我现在天天觉得看的片子、看的书都是有限的，是有一个限度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，我们是把这套片子美颜滤镜都摘掉，就像我们海报上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们的片子没有故事，只是生活本身”。我们只是从每个人生命那条河里头，在2018年这个水文点上，舀了一瓢水献给大家。希望大家从这瓢水，从这个普通人看到所有人，看到自己。

所以基于这样我们选了六个点。其实可以选更多的点，但是我们的经费有限。其实这样一个建制，六个组拍一整年，其实也挺吓人的一个制作规模。我们又是在民间找的经费。所以就挺难的。

活在泥土里那种真切的生活质感才更真

北青报：选这六个点的逻辑是什么？

吴琦：首先洛阳，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研究中国二十四节气的来源，这二十四节气最终的定稿，是在唐朝时洛阳定的。他们洛阳人说在洛阳二十四节气是最准的。我们现有的这套文明，这套基本的生活方式，是以中原文明辐射出来的，而洛阳是中原文明非常核心的一个点。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了洛阳。

之后我们想涵盖整个中国，东南西北，洛阳是选了“中”，往南我们选了泉州。泉州是宋代以后中原的地理空间另外一个投影。它住的是客家人，是元朝时蒙古人打进来以后他们的一次迁徙，带走很多中原基本的生活方式。就我们去泉州听南音，听到的其实是宋朝的声音。是这样一个感受，我们选了泉州。

选择成都郫县是因为，在都江堰建成之前，那一片是飞沙走石、寸草不生的地方。都江堰导致成都平原成为一个鱼米之乡、天府之国。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为的水利工程，它的自流灌溉造就了这样一个地方。我们今天还在享受这个水利工程的恩惠。所以我们选择郫县的一个村子安龙村，那个村子里我们拍的那家人，是在一个美国人的启发之下，孤身一人像一个风车斗士一样，坚持生态农业的一个新型农人。而且他天天以自己是一个小农而感到自豪，我觉得也很有时代的代表性。

北边我们选择了东北盘锦，大规模那种稻田种植，很有农业的那种味道。东我选了天台山。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山，它是禅宗天台宗的主庭，日本人特别爱去。然后浙江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，今天如果浙江的商人都休息了，中国的经济可能就基本完了。但就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大省里头，天台山我们拍的这两家人，其实在用几乎是两千年以前的农耕方式在生活。他们就是靠山吃山，有太阳就晒太阳，没太阳就在屋里猫着，过的几乎是我们古人那种农业的生活。

最后江村，因为是费孝通先生的观念导致我们这个项目，所以我们在“东南西北中”之外，选了“外”一个，选了江村。因为那个地方是几乎从费先生做完江村调查之后，一直在他的思路底下，在影响江村的发展。所以江村也是一个我认为有趣的样本。

我们选了这样六个地方，想体现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那本《乡土中国》里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从基层面上来看，中国是具有乡土性的。”我们今天好像过着很现代化的生活，像我每天不喝咖啡好像都不行，但实际上，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，或农民的后代。我们都在一个乡土性上生活。

所以我就跟团队说：“我们拍纪录片的人，工作方式跟农民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靠天吃饭。下雨就拍雨天，不能让雨停下来。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，农民能够让他的庄稼收成好，他一定要有大量田间地头的工作，这个庄稼才能种好。我们拍片子其实一模一样的。”而且那个过程感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享受拍每一个镜头，并不是为了只有收获的那一个瞬间。就像农人，他在捉虫子、除草、耕地、插秧，各个环节里都是有感受的。

“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样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，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，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，从容地摸熟每个人的生活，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样。”这是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里的一段话。我们为什么没有去拍大都市，而选择拍了这样六个点？是因为我特别相信费孝通这句话，它实际上在说我们每一个人，只有像活在泥土里那种真切的生活质感，才更真一点。

欢迎大家到边城来玩

北青报：这一听上去调研功夫就不小。具体是怎么找的？

吴琦： 开车、租车、坐高铁，我们全国跑了30多个地方。我和制片人廖茗，90后小伙伴。我们差20年，他叫我老吴，我叫他老廖。

全国都跑，也有人推荐，去了好多地方。根据我们的理念去找这些点，包括当年温铁军搞三农问题在河北定县的试点我也去了。去过终南山，也去了林耀华当年写《金翼》那个村子。最后反而我们选了那些更自然的生存状态。

北青报：举个例子，比如天台山那两家人是怎么找到的？

吴琦：我们就想，既然我们在讲人顺应天时这件事，一定要找一个真的特别自然的区域。它又在，又能亲自去拍，我们就选择了浙江天台山。我们也是认识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作家，我们其实拍的是他的外甥家。片子里那个老爷子多棒啊，老爷子说：“我们从前搬到这儿来，就像现在的人要跑到外面去一样的。”那段祖孙对话，特别动人。

天台山确实好，我们去到那儿天天听那个竹林的声音，特别治愈。为什么又选了山下那家？就是我们开始调研以后觉得，这家人它跟四时的变化关联还是弱了点，因为他就是跟竹林相关，挖笋。就又找了山下那家。原来那个片子叫《山上山下》，就讲天台山里的人和山下的人。山下张家大哥那家人，种菜去城里卖，它不是理念先行的生态农业，它被逼无奈的生态农业。他只能靠山吃山。

北青报：而且那种冬天围着一个火塘，以前都以为是川西或者藏区的生活方式，在他们那儿也看到了。

吴琦：反正我去到天台山那一带，就常常想起我小时候，好像时空又往回扒了一下时钟。就那种湿漉漉的气息，火塘的味道，烟和外面猪粪牛粪的味道，还有那种冷。我们专门给摄影机买了干燥柜。磁头都发霉了，整个那些硬盘都潮死了，机器第二天拿出来都是水。我们为天台山专门设了除湿柜，别的点都没有。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作家他们家，安排了一个基站。

北青报：那天看片会，你的PPT里选了一段沈从文的话：“我得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，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，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‘活下去’以及‘怎么样活下去’的观念和欲望，来作朴素的叙述。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，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，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，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。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，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，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，但同时说不定，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！”

吴琦：那是有天我翻沈从文的东西，发现沈从文1934年写的《边城》一个题记里头这段话，特别像我今天想跟观众说的话。

这一定是一个不大众的片子，它是给一些想琢磨点儿事情的人看的片子，想琢磨我们中国人今天活的这个样子的来龙去脉的人。我们看上去讲的都是些很普通的故事，但我希望大家看到更后面的，就像沈从文写的《边城》里的故事。所以我自己给自己这套片子定位说：“如果我们每天在手机里翻的那些社交媒体，或者眼花缭乱的各种广告或者带货，是一个浮华世界的话，我们这套片子应该算是这个浮华世界之外的边城。”

欢迎大家到边城来玩。

采写/本报记者 吴菲